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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喜欢文学和先秦文化,但更喜欢研究社会科学和各种现实社会问题,还喜欢写写字拍拍照片网上聊聊天……! 呵呵 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有:北京、邢台、乌鲁木齐、阿克苏、济南、德州、庆云、太原、杭州…… 我的人生信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迷失了自己…… 自我推荐文章:《书缘琐记:我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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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汉字,可以记录一个以上的汉语音节吗?  

2015-10-13 16:56: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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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略)。
    蔡文在论证中又说:“是不是一个汉字就只能表示一个音节记录一个单音词呢?从现在还使用汉字的日语来看,一个汉字完全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

我们认为,这同样不能证明“古代曾存在多音节汉字”的论点。日语“当用汉字”的读法有两种,一为“训读”,即仅以汉字字形表义,读音则仍使用表示该义的日语词原有的语音(如“中”字的“训读”音为两个音节“なか”。“なか”乃表示“中”义的日语词之原有语音),而与汉字原有的汉语读音毫无关系。另一种为“音读”,即采用汉字在引入日本时的汉语读音(如“中”的“音读”音为单音节“じゅう”或“ちゅう”)。日文某些当用汉字的“音读”也确有双音节者,如“学”字读为“がく”——但这是因为汉字“学”引入日本时,其汉语读音韵在觉部,而觉部字的韵母,收尾于舌根塞音“-k”。日语“学”字“音读”音“がく”中的“”,只是对“学”字汉语读音韵尾“-k”的模仿。该例不仅不能证明蔡文的论点,反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语语音在展转传播过程中,原本一个音节内的音素,在特定情况下会分化为两个独立的音节。而这一点,恰好支持了我们“某些双音节单纯词的语音形式,是由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词的语音形式裂变而来”的结论。

蔡文在论证其“一字多音节”说时,举了一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论据:“东汉末年,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在《主术训》中‘赵武灵王贝带鵕□[左寿右鸟],赵国化之’下注曰:‘鵕□[左寿右鸟]读曰私头,二字三音也。’……孙诒让云:‘……此注私头,即《史记》之师比,《汉书》之胥、犀毗。’”

其实,“鵕□[左寿右鸟]读曰私头”,并不能证明“鵕”或“□[左寿右鸟]”是双音节字。《战国策·赵策》:“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史记·匈奴传》作“黄金胥纰”,索隐引张晏:“鲜卑郭落带……东胡好服之”;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可见,“鵕□[左寿右鸟]”、“师比”、“胥纰”、“犀毗”,与“私头”一样,统统是对表示“带钩”义的胡语词的汉字音译(正如“夏伯阳”、“恰巴耶夫”都是对俄语人名“Чапаев的汉字音译一样)。以单音节的汉字对外来词进行音译,要求音节一一对应往往难以做到,故汉字音译词与被译外来词音节不同,本不足为怪。如梵语词“samadhi”(三音节)、“sramana”(三音节)的汉字音译为“三昧”(二音节)、“沙门”(二音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字组合之“三昧”、“沙门”都是“二字三音”;再如梵语“Buddha”的汉字音译,既有使用一个汉字的“佛”,又有使用两个汉字的“菩提”、“浮屠”(字又作浮图、佛图、佛陀等),这也并不表明“佛”是双音节字(“佛”字古音以塞音“t”收尾,故其韵尾“t”被用来与梵语Buddha的“d”相对应)。其实,“鵕□[左寿右鸟]”、“师比”、“胥纰”、“犀毗”和“私头”的关系,与“佛”和“菩提”、“浮屠”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蔡文又引述其他学者的论述以支持自己的论点云:“甲骨文里的‘凤’字,除了在{凤}的象形字上加注‘凡’声的写法之外,偶尔还有加注‘兄’声的写法……也许{凤}的象形本来就是为双音节语素{凤凰}而造的。”

“凤”字有两种不同声符的字形,亦不足以证明“凤”字为“双音节字”。正如“杯”字又作“柸”、“桮”,只不过表明充当声符的“不”、“丕”、“否”读音相同或相近罢了。“凤”之所以偶有加注“兄”为声符者,或许只是因为“兄”、“凡”二字的韵母相近(二者阳侵通转)罢了。

蔡文列举了被认定为“双音节字”的十个例字(角、貍、笔、偻、果、来、凤、今、仑、辁),来为确立“多音节字”说服务。大概由于技术原因,蔡文有关论证中不少关键处的文字未能正常印出。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结合其部分例字,从整体上来论证它们何以不会是记录双音节词的“双音节字”。

首先,蔡文列举的例字若真是“双音节字”,那么这些字的音长就应当是一般单音节字音长的两倍。但语言实践材料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翻翻讲究音节对称的《诗经》就会发现,在所有使用了这些例字的诗句中,这些字的音长都只能是单音节而不大可能是双音节。如《诗经·唐风·葛生》“枕粲兮,锦衾烂兮”,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召南·行露》“谁谓雀无,何以穿我屋”,上下两句的诵读停顿皆为“××/×××”。倘若“角”字果真如蔡文所说的那样是个双音节字,那么上句势必要多出一个音节,这样上下句的节奏便荡然无存了。《豳风·七月》“取彼狐貍,为公子裳”,上下句音节数一致,节奏对称齐整,表明“貍”字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双音节字”。《豳风·东山》“果之实,亦施于宇”,“果”、“”二字各占一个音节。可见,“果”字并非像蔡文所言,是记录双音节词“果、果蓏”的“双音节字”,否则“果”二字岂不是要读成“果臝臝”了吗?《小雅·伐木》:“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又《小雅·出车》:“今我来思,雨雪载塗”,这些诗句中的“来”字、“今”字也只能是单音节;尤其是“今我来思”一句,倘若“今”、“来”二字果真是“双音节字”,该句便会有6个音节,这显然有悖于诗歌节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其羽”,“凤”、“皇”各占一个音节。若按蔡文的说法“凤”是读为“凤鸾”或“凤凰”的“双音节字”,那么“凤皇”就要被读作“风鸾皇”或“凤皇皇”。蔡文称“鸾”字包含“凤鸾”两个音节,若果真如此,《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四牡骙骙,八鸾喈喈”,《大雅·韩奕》“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等诗句中的“八鸾”,又该如何读呢?可见,蔡文列举的“双音节”字例,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其次,若蔡文列举的例字果真是“双音节字”,那么由这些字所记录的前后两个音节的两个辅音,就应当是随机的、无规律可循的。但事实上,被蔡文认定为“双音节字”的字例,其两个音节中的辅音,却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合乎规律的形式组合起来的。比如“笔”又称“不律”,“不律”前后音节的辅音以“bl”为连接形式相组合便决非偶然,而是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如山包曰“部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注)、“培塿”(《玉篇》)、“[左山右咅]嵝”(《淮南子》高诱注)、“[左山右咅]塿”(祁彪佳《寓山注》)、“附娄”(《说文》)、“垺塿”(《篇海类编》),坟包曰“马鬣”(《礼记·檀弓》),花包曰“碚礧”(《玉台新泳·有所思》)、“蓓蕾”(徐夤《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小肿曰“痱瘤”(韩愈《嘲鼾睡》)、“痱磊”(《埤雅》);木病肿曰“苻娄”(《尔雅》),用弓发射的石箭头曰“碆卢”(《战国策》),等等。这些双音节单纯词前后音节中的两个辅音,都是以“b上古音“唇音”帮、滂、並、明诸纽)l即来纽”为连接形式组合起来的。这组双音节单纯词前后音节辅音连接形式之所以具有一致性,就在于它们由同一个表示“曲包曲裹”义、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分化而来。

或有诘难者质疑:“这组词的源头,为何一定是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而不能是分别以‘b-’和‘l’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词呢?”

答曰:这一点,从“bl”式双音节单纯词的数量之多便可推知。如:

两足左右偏斜、行走不便曰“撇拉(又作“劈拉”等),其“倒言”式为“剌□[左“反止”右止]”、“剌跋”、“剌犮”、“猎跋”(《说文》),字又作“剌八”、“剌扒”(《金瓶梅词话》),又作“狼[右足右贝]”(《声类》)、“狼贝”(《后汉书·任光传》)、“狼狈”(李密《陈情表》),又作“伶俜”、“竛竮”(《广韵》)、“竛□[左足右屏]”(陈维崧《薄媚摘遍·偶感》)、“连翩”(曹植《吁嗟篇》)等。风曰“孛览”(孙穆《鸡林类事》),风神曰“飞廉”(《离骚》王逸注)、“蜚廉”(扬雄《反离骚》),旋风曰“焚轮”(《尔雅》郭璞注),字又作“棼轮”(刘禹锡《武陵观火》);又曰“扶摇”(《庄子·逍遥游》),字又作“□[左夫右风]飖”(江淹《恨赋》)。遮蔽、模糊、不分明曰“幂历”(左思《吴都赋》)、“幎历”(潘岳《射雉赋》)、“幂[上四下历]”(王融《咏幔》)、“羃[上四下历]”(唐王建《早起》)、“迷离”(《乐府诗集·木兰诗》)、“眯瞝”(玩花主人《妆楼记》),又音转为“漫澜”(《鬼谷子》),倒言之为“澜漫”(《淮南子》),字又作“烂漫”(《庄子》)、“烂熳”(杜甫《太平寺泉眼》)。日光不明曰“曚曨”(唐李贤用《陇头吟》),模糊不清曰“朦胧”(支遁《咏怀》),字又作“矇眬”、“朦眬”、“蒙胧”、“蒙眬”、“蒙笼”、“濛胧”、“濛笼”等。分散貌曰“被离”(扬雄《反离骚》)、“被丽”、“披离”(宋玉《风赋》)、“配黎”(扬雄《甘泉赋》);人离散曰“仳离”(《诗经》),倒言之为“离披”(《楚辞》)。影子外层的淡影曰“罔两”(《庄子》注),字又作“魍魉”、“罔浪”(班固《幽通赋》);引申之,无所依据貌、胡涂混沌貌亦曰“罔两”(东方朔《七谅·哀命》)、“魍魉”(《金瓶梅词话》);土木之精怪亦曰“罔两”(《左传》),字又作“罔阆”、“魍魉”、“蛧蜽”、“蝄蜽”、“方良”等。面食名有[右麦右咅][左麦右娄]”(《寒山子诗集》);虫名有“负劳”、“螟蛉”(《尔雅》);木名有“冥灵”(《列子》)、“平露”(《白虎通》);草名有“马蓝”、“勃”、“苻蓠”(《尔雅》)、“扶留”(左思《吴都赋》)、萆荔(《山海经》);鱼名有“鳗”(徐《稽神录》);鸟名有“百鹩”(《大戴礼》),字又作“伯劳”、“博劳”、等;分割曰“分”(扬雄《长杨赋》),字又作“分梨”(《汉书·扬雄传》)等;附着曰“附离”(《庄子》),字又作“附丽”(左冲《魏都赋》)等;高起貌曰“冯隆”(左思《吴都赋》);旋转貌曰“蹒连”(何逊《七召》);众声宏大四布貌曰“酆琅”(马融《长笛赋》);水势起伏汹涌貌曰“沦”(木玄虚《海赋》);眼珠转动发亮貌曰“曼”(《楚辞·招魂》);枝叶枯落树荫稀疏貌曰“毗刘”、“暴乐”(《尔雅》)等等,诸如此类按“bl”这一固定的、合乎规律的形式组合在一起的例词,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一些双音节的古姓氏、古地名也都显示着同样的组合规律。限于篇幅,兹不多叙。

事实表明,以固定的、合乎规律的(“bL-”式)语音形式组合而成的双音节单纯词,数量大得惊人。倘若这些词直接源自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而不是复辅音声母单音节语音形式向单辅音声母双音节语音形式转化的结果,那么,除上古时期竟存在如此大量的双音节词足以令人生疑外,至少还难以讲通,何以这么多双音节词所含两个音节的声母,会以“bl”为共同的语音组合形式?众所周知,相对于单音节词来说,双音节词的优长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同音词,以克服语言交际的障碍;那么,在双音节词中使用这种固定的声母组合模式,岂不是与发挥双音节词之长处的目标背道而驰吗?所以,我们认为,上面列举的例词并非直接源自上古汉语的双音节词,而是由以“bl”为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裂变”而来。

综上,我们认为,汉字中并不存在“多音节字”,以所谓的“多音节字”来证明“XL-”式联绵词的语音形式自来就有,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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